毛主席在1976年逝世以后，将权力过渡给了华国锋。对于这个结果很多人都是出乎意外的。

因为对于华国锋来说，他在党内一直都是处于一个比较低调的地位，很多事情也不喜欢声张，很多人更是称华国锋为党内的老好人、老实人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当时的华国锋接替权力，而且还是以粉碎四人帮的形式来接替，党内外都出现了不少的不同声音。

而关于“两个凡是”的提出，也一直都是华国锋被诟病的重要地方。

很多人都认为“两个凡是”就是文革的继续，也是在两个凡是的禁锢之下，人们的思想无法解放。而这也是后来华国锋辞职，以至于最终淡出公众视野的重要原因所在。

那么，当年的华国锋为何要提出“两个凡是”呢？在当时，他有什么样的考虑呢？

1976 年，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。周恩来、朱德、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去世、唐山大地震突然袭来、以江青为首的“四人帮”加紧谋权，一时间政局不稳，动荡不安。

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当时的华国锋和老一辈的革命家，顶住压力，采取果断措施，粉碎掉了四人帮，使得中国得以结束持续十年之久的文革动乱。全国人民对此无不欢欣鼓舞。

但是，粉碎掉四人帮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，反而是新一轮斗争的开始。很多人开始疑惑，之前都高呼“文化大革命万岁”，怎么一夜之间文化大革命变成了错误。

更为关键的是，国外有很多声音认为抓捕四人帮是“非毛化”。在四人帮被 粉碎的消息在人民日报披露以后，一些国外的报纸就开始讨论，这样的做法是否合适。

1976年11月，当时的美国共产党就召开了国际会议，并且提出了“华国锋主席不再拥护毛主席路线”的论断。

同年，美国《华盛顿邮报》也对此进行了评论，他们说抓捕四人帮就是为了和毛主席切割，要进行“去毛化”。

当时还有一些国外的敌对势力，将毛泽东与林彪、“四人帮”联系到一起，借机反对毛泽东，想要砍倒中国这面红旗。

在国外来看，华国锋无异于 50 年代苏联的赫鲁晓夫，欲推翻前任领袖的一切思想、路线。

在此情景下，华国锋从稳定局势着想，提出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旗帜。

中共中央也迅速作出决定，建立“毛主席纪念堂”，出版《毛泽东选集》第五卷和筹备出版《毛泽东全集》，以向世人昭示“继续高举毛主席旗帜”的姿态和决心。

因此，继续要维护毛主席的尊严和地位，就需要对毛主席之前说出的言论继续遵照，这也是两个凡是提出的原因之一。

除此以外，四人帮的余党不断搅乱政局，也需要坚持毛主席路线来稳定国内局势。

1976年年底，随着揭批“四人帮”运动的拉开帷幕，一个备受争议的问题迅速浮现——即所谓的“是保旗还是砍旗”问题。

这一争议不仅在国际上激起敌对势力的攻击，而且在国内，“四人帮”的余党也积极煽动言论，试图扰乱舆论。

在一些长期受“四人帮”掌控的单位和地区，抵触中央的苗头开始显现。

一些跟随“四人帮”的余党甚至公然反对党中央，指责对“四人帮”进行抓捕的行动是一场“右派政变”或者“军事政变”。

以北京首都钢铁公司为例，曾被“四人帮”牢牢掌控的该单位内，一些激进分子开始张兆庆等头头公开表达反动观点，大肆宣扬这是一场“反人民的右派军事政变”，为“四人帮”高呼冤屈。

这种言辞不仅混淆了事实，也给国内外对“四人帮”清算的过程投下了阴影。

在这一混乱的时刻，对于抓捕行动的合法性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的争论愈演愈烈，国内局势变得更加复杂。

在这样紧张的局势下，在人心不满、充满疑惑的情况下，马上让邓小平复出或重评“文革”，势必加重时局混乱，让“四人帮”余党有机可乘。

除此以外，十年文革并不会从一夜之间从人们的记忆中消除，文革的影响逐渐消除是一个渐进的过程，不可能随着粉碎四人帮以后，大家就忘记了文革。

所以，文革思想的禁锢也是提出“两个凡是”的思想基础。

“四人帮”被粉碎，标志着十年“文革”结束，但“文革”中人们形成的思维方式、评判标准并没有随之消失。“文革”所遗留的思想桎梏一直都在。

一方面，毛泽东作为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，是神一般的存在。亿万人民手捧“红宝书”，怀着“三忠于”、“四热爱”的感情，“早请示”、“晚汇报”，听从“最高指示”，紧跟“战略部署”，学习运用毛泽东的语言来思考、应对。“在亿万人民的心中，毛泽东成了真理的化身，共和国的象征。”

尤其在粉碎“四人帮”后国内外产生质疑时，他们想到的更是坚定不移地维护毛泽东神圣的形象和地位，别无其他想法。

除了这些外部原因，提出两个凡是和华国锋本人的性格也是密不可分的。

华国锋一向被称为老实的代表，毛泽东评价华国锋“忠厚少文”，“公道不蠢”。

原吉林省委常务书记、省长张根生提到华国锋时，指出华国锋为人忠厚老实，对党忠诚、作风民主、易于接受批评建议。而忠厚老实的性格往往伴有安于现状的思想，不太愿意打破常态。

而且，华国锋对意识形态问题较为谨慎。从长期从事的工作来看，不管是南下湖南，还是调任中央工作，都是具体执行的事务工作，如经济、科技、文化等，对于意识形态的涉及比较少，所以面对重新评价毛主席的这个问题的时候，华国锋还是会选择坚持原本的状态，并不会冒太大的风险，而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按照之前的路线继续走下去。

所以，在多种因素的催生下，“两个凡是”最终提出来了。

但是，这样的论断也为后面的改革开放形成了不少的阻碍，对于人们的思想解放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。